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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义的根源和促进者:斯托得,赖特,凯勒(Gilley )

更新日期:2020年8月27日

作者Gary Gilley


有一些来自二十世纪的神学家,他们构建了一个平台,让当今社会公义/福音运动的思想得以兴起。我们只会检验其中四位,我们将依次从最令人不安的那位开始。


古铁雷斯 Guiterrez(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是基於拉丁美洲社会背景的一种神学理论。它拋弃资本主义,拒绝圣经的可靠性,并且在诠释圣经时,使用一种神国的释经学作为它的主导思想。解放神学致力於拯救文化或改变社会,而不是拯救灵魂。目标是地上的乌托邦,通常透过革命和暴力来实现。解放神学家认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目标——神的国(尽管圣经和马克思主义对神国的定义大相迳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恰当地把解放神学视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基督教。


Emilio Nunez C. 在他的著作《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中提出的论点是,解放神学是一种新的神学理论。它的出发点和诠释学规范不是神已写下的启示,而是拉丁美洲的社会背景和革命的实践:即致力於在社会主义体系内创建「新人」和「新社会」,以此作为神国的显现。


公认的解放神学之父是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他於1971年出版了这本创新的著作《解放神学》(A Theology of Liberation)(1988年修订)。古铁雷斯的一些关键思想是:


· 解放神学不是呼吁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是呼吁革命,一场可能包含暴力的永久文化革命。 · 排斥资本主义和提倡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特別是美国)中解放出来,并推翻财产私有制。 · 扩展得救的含义。它包括从社会压迫中、从个人奴役中、和从罪恶中得到解放。得救不仅仅是罪得赦免和与神和好;它也是今生的改变和满足,以及社会的释放。「教会有两个使命:传福音和启发世俗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参与解放的过程已经是一项拯救的工作。」这是一个新社会的建造。 · 解放神学虽然并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却融合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哲学思想,特別是无阶级社会和对财产私有制的谴责。 · 它利用一种神国的释经学。就是说,教会的使命是发展神的国,方法是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个由人而不是由神所建造的乌托邦——并消除贫困。据说,随着人类迈向这些成就,主将得以再来。 · 理解贫困的含义是解放神学的核心。它可以指属灵上的贫穷(一件好事)或物质上的贫穷,后者被视为罪和邪恶,在神的旨意之外。


从古铁雷斯的著作中,我们获得有关21世纪福音派的一些线索,特別是那个包含了救赎灵魂和拯救社会这两方面的福音信息,以及神国的释经学。将现今社会公义运动追溯到解放神学,阿尔·莫勒(Albert Mohler)可以得出结论:这场运动的本质主要是马克思主义。


赛德 Ronald Sider(解放神学和福音主义之间的桥梁)


长期以来,赛德 (Ronald J. Sider)一直是解放神学和福音主义之间的桥梁。尽管他不赞成解放神学的阴暗面,例如血腥的革命和推翻政府,但他接受了该运动的社会主义特征,并试图将其纳入西方的福音派教会。他的著作《饥馑时代的富裕基督徒》於1988年出版,并於2015年进行了修订,已售出50万本,广泛地影响了很多人。


赛德解决世界贫困的方法是遵循社会主义的论点,豁免债务和重新分配财富。更重要的是,赛德认为传福音和提供物质上的救济同等重要,并且他相信基督徒应该「奉献大约同等的金钱於福音事工和社会公义活动上」 (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整体计划是最理想的)。赛德在1980年代所提倡的观念现在经已变得普遍,也就是说,许多人认为福音具有同等重要的属灵和社会层面。


约翰·斯托得(洛桑运动)Lausanne and J.R. W. Stott


1974年,葛培理和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成立洛桑运动(Lausanne Movement),以解决世界福音宣教的问题。第一届世界福音宣教大会在瑞士洛桑举行,1989年在马尼拉举行了第二次聚会,2010年在开普敦举行了第三次聚会。洛桑的异象宣言是:「整个教会将整个福音带给整个世界。」尽管这使人眼前一亮,但几乎每个字都充满潜在的危险。鉴於所有大会都高度重视普世合一,可见「整个教会」包括基督教世界里面差不多所有的分支和传统,包括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以及主流宗派。 「整个福音」将由「整个世界」的意思来定义。


根据洛桑网站的说法,整个世界将透过整个教会的途径「得到圣灵所赋予的能力,去减轻因经济不公、疾病、环境和贫困所带来的世界苦难」。由此可见「整个福音」不单只是指耶稣基督透过祂的宝血所提供的好消息,即罪人能与神和好的方法,而且它还处理现今我们世界上的社会不公。随着洛桑明确地将社会行动(作为教会信息和教会使命的一部分)与福音宣讲相结合,它的影响力导致了福音信息和教会使命的修改。今天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个主意。


卡尔·亨利 Carl Henry(新福音主义)


随着新福音主义在1940年代和50年代形成,有许多重要人物引领著新福音派的论点,例如葛培理,约翰·斯托特和哈罗德·奥肯加(Harold Ockenga)。但是该运动最杰出和最受尊敬的神学家是卡尔·亨利(Carl Henry)。亨利写了许多优秀的书籍和文章,并热烈地捍卫了圣经的权威。另一方面,他的小书《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在社会公义辩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卡尔·亨利的领导下,福音派人士「坚持教会的使命不仅是传福音,而且还包括救赎社会秩序。」亨利哀叹:基要派人士完全脱离了社会/政治领域而专注於传福音,或者更普遍的是,他们不认为教会应涉及试图改革世界的活动,而仅认为教会「应同情有需要的人,并鼓励每个信徒参与社区关怀和改革。」 然而,后者对于亨利来说还远远不够。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亨利从不主张教会专注於社会改革而不宣讲救赎的福音。他甚至写道,这样做只不过是「一个泡沫和肤浅的对策」。但是,他期望福音派教会在社会复兴方面担任领导的工作,并在纠正社会弊端方面持续发言。到1947年该书出版时,西方社会已经摒弃了圣经思想,但这似乎阻止不了亨利。他认为,有组织地宣讲救赎的福音并伴随着社会计划将改变社会。


显然,当福音派人士用了70年的努力去实施亨利的主意之后,文化状况并没有因福音派的努力而得到丝毫改善。亨利跌倒的地方是他对圣经的误解;在圣经中,耶稣和使徒向个人宣讲救赎的福音,他们没有在他们的信息中加入一个社会计划。


从历史上看,当一个社区有足够多的人被福音的大能和圣灵重生和改变时,这个社区的文化也得到改善。对付社会罪恶的是福音的大能,而不是福音加上有组织的努力去实现社会公义。


赖特(N.T. Wright)和他的好消息


尽管赖特是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并且是「保罗新观」的主要拥护者(「保罗新观」损害了保罗的教导及福音),他被许多人视为一位福音派神学家。在他的《简单的好消息》(Simply Good News)这本书中,他阐明他对圣经的福音和社会福音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首先,赖特反复并正确地指出,福音并不是一个好建议而是一个好消息;它的信息是关于一件改变了一切的事件。但是赖特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它正确地包括了十字架和复活)与许多人的不同。他同意这个信息是真实的:即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承担了我们的刑罚,以致我们可以得救,进入天堂;但他认为这是一个歪曲了的信息,西方教会误解了原来的信息。为何如此?首先,让人们上天堂并使他们脱离地狱从来都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关于祂的国度,天堂来到地上。福音是神改善大地,以致「世界会被医治、改变、拯救、和更新」。而「阻碍神国的是黑暗势力,邪恶力量本身。在十字架上,这力量已被击败。」赖特声称,基督的国度因此而得以在地上重新建立,而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帮助将神的国达到它的终极荣耀。福音基本上是神的国。


他说:「好消息是,永生神确实在通过耶稣所完成的工作将祂的国度建立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并且祂在邀请各种类的人不仅分享这个国度的益处,而且一同参与工作,使它达至终极的完满。」他再次说:「是时候神成为君王—— 在这里和现在」,并且,是时候我们「成为改变了的人,一起去改变世界。」


《盼望所带来的惊喜》(Surprised by Hope)这本书也许最完全地表达了赖特的思想,他在书中继续同一个主题,声称基督徒现在为解决社会和生态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将延续到新的世界。赖特并没有否认神的工作,虽然如此,他把与神一起推展神国的基督徒视为改变世界的代理人。信徒要成为神拯救世界的管家,完成在新世界中将会兌现的某种事情。具体来说,这项神国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就是与神一起为社会公义而努力。这包括减免贫穷国家的债务,赖特视此为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紧随其后的是生态的责任。其次是复兴审美意识和创造力。


赖特并没有排除传福音,但他把与神和好的圣经福音视为「片面」甚至「误导的」。赖特的福音有两面。第一面是属灵的,所关心的是与主和好,这是通过信心加上洗礼来实现的。第二面是社会救赎。他视救赎为解放世界,将它从一切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几乎完全根据罗马书8:18-25和启示录21-22来支持这观点。把这两面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教会的全面使命」或「整全的福音」。赖特从苏联共产主义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瓦解,看到基督徒已在实行福音第二面工作的证据;他并不理会基督徒在这两事件当中的角色充其量都是次要的,而且它们崩溃的结果有很深的缺陷。


他似乎从未花足够的时间去看清楚,在新约圣经中基督所给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在圣经中,那里可以找到赖特所强调的,即教会要对抗社会不公、减轻国家债务、解决生态问题、以及发展艺术?作为这个世界的公民,我们应该关心许多这些事情。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使命明显不同。正如大使命(马太福音28:19-20)所概述的,我们的使命是使万民作基督的门徒,并训练他们为荣耀神而活。在圣经中找不到赖特的两面福音。


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


凯勒是一位著名的牧师(最近退休了)、神学家和护教家。凯勒与卡森(D. A. Carson)共同创立了福音联盟;他出版了几本书,大多数都具有价值和实质。他的教义立场比上述任何人都较符合圣经,但是在保守的福音派圈子里,他是社会公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在纽约创办了救赎者长老教会,这间教会的异象声明提供一个融合了属灵的福音和社会福音的清晰宣言:


「救赎者教会和事工的成立是要通过福音运动来帮助所有人建立一座伟大的城市,该运动会为纽约市带来个人的归信、社区的形成、社会公义、和文化复兴,并且会通过纽约市把这些东西带到全世界。」


在《慷慨的公义:神的恩典如何使我们变得公义》(Generous Justice, How God’s Grace Makes Us Just,校园书房译作《慷慨的正义:如何靠恩典行出上帝的公义》)这本书中,凯勒阐明社会公义与整体教会和个別基督徒的关系。凯勒宣称他为四类人写这本书:那些欢喜快乐地回应「要关顾贫困者」这一呼召的年轻信徒,那些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要实行公义」这一主题的人,那些「扩大了他们的使命」将社会公义与传福音包括在内的年轻福音派人士,以及那些认为「圣经专注於公义」这一观念是荒谬的人士。凯勒认为,这四类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未能看到耶稣的圣经福音必定强而有力地引起对世界公义的热情」。《慷慨的公义》这本书是要纠正这四类人的观点,并陈述作者对该主题的理解。凯勒的论点平衡并且措辞文雅,这无疑使许多读者相信,优先关注公义、穷人、以及有需要者是神的理念,因此也应该是祂儿女的理念。


评价


但是,问题远比以上所说的复杂。凯勒的论点较本文之前所提到的那些平衡,研究他的论点将有助於我们察验社会公义在教会和个別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首先,与个別基督徒相比,地方教会在社会事务上的参与程度为何?凯勒似乎对此举棋不定。有时他明确表示,教会应该专注於它被呼召去做并只有它才能做的事——传福音和门徒训练。教会本身不应直接涉及公义议题。最好成立福音机构来处理此类事务。但是在其他时候,他推动教会参与社会议程,救世者教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使读者感到困惑。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听从圣经的吩咐(我们应该这样),那么圣经中所强调的社会公义是遍及全世界的,在所有人当中的,还是仅是在信徒当中的?凯勒承认,鉴於以色列人是神所呼召的民族,旧约中关于社会公义的律法(作者在整本书中主要用旧约去支持他的论点)聚焦於以色列社区当中的公义和关怀,而不是全世界的;然而,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整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不公义事情,以及教会和基督徒应如何积极参与纠正这些问题。这和旧约严重脱节。如果旧约主要关心以色列人的福利,那么新约教会和/或个別信徒有何圣经基础可以将促进全世界的社会公义成为一个使命,与传福音和门徒训练同等重要?凯勒提供至少三个基础:


•所有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神是一切的拥有者,我们的资源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神和社区的。 •与穷人分享是我们理解神恩典的证明。


尽管这些动机似乎很牢固,但圣经哪处地方教导信徒们要把主要时间、资源、和努力用于世界上的穷人和边缘化群体?虽然新旧两约的信徒都要向所有人行善,但这些努力一贯都是针对信徒社区的。凯勒承认,圣经中很少有证据表明信徒必须试图改变社会、解决社会弊端、或组织政治运动。毕竟,通常被人引用来支持社会公义运动的标準旧约经文是针对以色列而不是世界的。而且,通常被人引用的新约经文,例如马太福音25:31-46,即使像凯勒那样将它从上下文中分割出来,也都是指帮助弟兄姊妹,而不是非信徒的。由于这些原因,凯勒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作为教导我们社会责任的最重要经文。应该提到的是,把论点建基於叙述性的故事上,而不是从直接的圣经命令和指示中汲取依据,是一种极普遍的释经错误,是对圣经教导的误解。


最终,凯勒向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寻求支持。爱德华兹声称,根据这个故事,我们应该「走出去,寻找任何有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与爱德华兹相反,撒玛利亚人没有做这件事。他不是在寻找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而是刚好遇见一个受伤的人,出于同情心帮助了他。圣经并没有指示我们到处寻找在身体和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并以此为使命。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要往世界各地使万民作基督的门徒(太28:19),它确实教导我们当遇到有需要的人时要帮助他们(例如好撒玛利亚人)。 新约的教导是,教会应非常专注於主所赋予我们的使命—— 使万民作基督的门徒。当然,当主将有需要的非信徒带入我们生活中时,我们要关怀他们,但你很难在圣经中找到任何经文去支持社会公义是教会的使命。


凯勒在某些时候承认这一切,但他不能抗拒这个想法:教会和神的子民有责任去解决全世界的社会问题。当凯勒从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儿汲取灵感时,他最多也只是处於不稳的境地。但当他毫无保留地引述解放神学之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时,他出卖了自己缺乏分辨力这个事实。

当凯勒(与卡森)确认我们不能赎回文化但可以改善文化时,他算是有较好的基础。他教导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方法是通过重新安置(移居到处境不利的社区)、重新分配(培训地方领导)、以及种族和解(多民族和异族领导)来帮助一个邻居实现自给自足。但埋藏在注脚中的是,凯勒承认其中一些步骤是非常复杂甚至具有破坏性。


当凯勒转向圣经时,他的立论并没有转好。他认为,教会必须坚持传福音和建立门徒而忽略社会公义这个想法是天真和错误的。他试图用使徒行传6、哥林多后书8:13-14、加拉太书2:10、提摩太前书5:1-10、以及使徒行传4:34去提出一个合乎圣经的论点。然而,他忽视以下事实:所有这些经文都直接涉及教会应如何在教会内而不是在社会内服事;他在整本书(例如第145页)中和许多注脚中都多次承认这一点。他的失误在于他认为福音是两面的。


也就是说,按照凯勒的思想(他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彼得·魏格纳(Peter Wagner,灵恩派神学家)的「整全福音」概念),福音不仅关乎与神和解,而且还关乎解决社会问题。他并不认为圣经的福音等同社会公义,但他认为它们两者之间存着不对称和不可分割的关系。凯勒认为它们以两种方式联系在一起。首先,福音产生对穷人的关注,其次,公义行动为福音的传讲赢得信任。他写道:「有人必须抵抗并改变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制度」,而这人必定是教会:「你或你的教会应该开始发掘所在地区的需求。是否有弱势儿童(受虐待和被忽视、身体或精神残疾、辍学)需要帮助?」 我认为,这是「使命偏离」的一个很好的定义:教会把直接解决我们文化中的社会问题加入它的神圣使命(使万民成为基督的门徒)里。


毫无疑问:神的子民应该关注那些困扰著我们整个世界的不公义和社会问题,并且他们应该成为模范公民,帮助那些有需要的邻舍;这不是问题所在,也不是问题。要讨论的是,究竟神的计划是否要祂的子民积极地把他们的注意力、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世俗文化中不断改变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那些相信这一点的人,包括本文中提到的所有那些人,都将文化使命(创世记1:26-28)添加到大使命里,作为教会的目的。这是凯勒的论点,但他没有按圣经论证。他随机地剪贴圣经经文(大多不按上文下理),这可能使他看起来已证明了他的论点,但是大量的圣经教导与他的观点背道而驰。


当凯勒确认在福音机构或甚至是世俗机构中工作的个別基督徒可以花时间在社会问题上,而让教会去做只有教会才能做的事情时,我同意凯勒这一点。然而,凯勒在整本书中的言论并不一致,并且危险地混淆了教会的信息和使命。


凯勒的言论正好代表已渗透了21世纪教会的困惑。那些支持将社会公义加入教会使命里的论点听起来不错,并与文化产生共鸣,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但它们与圣经的教导不符;按照圣经的教导,教会的使命较狭窄,只是宣讲救赎的福音和使万民作基督的门徒。信徒要成为世上的盐和光,从而影响社会。而社会公义运动虽是出于善意,却使教会在它的使命上分心。


节译自 《Social justice: modern roots and promoters


小草转注本译文转自七千人Facebook,作者Gary Gilley 是美国 Southern View Chapel 教会的牧师,英文原文于2019年2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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