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
  • 小草

王怡是信奉基督教还是利用基督教?

更新日期:2月 27

作者:小草


2006年4月,王怡路经香港时接受了一个采访,其间他谈到,“人与人之间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只能是民主自由的,就是因人的平等和独立是来自于神,对于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起点。对我来讲,要在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是一种使命感!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感!我不能够容忍看到一个不公义的不自由的社会在我眼前,信主后我比以前更加坚定了。” (引自蔡咏梅的《王怡:我为什么信仰基督教?》)从这可见,王怡是带着坚定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使命走进了基督教。也是在这个采访里,王怡还举例谈到,基督教对有些国家的民主转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转型的方式似乎给王怡提供了可借鉴的方向和途径,那就是通过基督教促进自由民主的转型。


2006年4月是王怡刚转身到基督教界不久,据说他是2005年“信主” 的。那么,王怡在基督教界的这大约13年的时间里(2005 – 2018),是否一直坚定不变地带着这个使命,利用基督教来促进国家转型呢?至少我没看到后来他有公开表白放弃这个使命,而是从一些事件和他众多的言论里,似乎都能看到其间所隐含的政治目的。


2006年5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接见了王怡、余杰等人。但被白宫邀请的郭飞雄却被王怡和余杰逼走,不让他和他们一起去白宫,更具体的过程可参见我的旧文《谬用祷告:余杰、王怡以祷告之名剥夺郭先生的权利》。当时,王怡对郭飞雄说,“这次会见白宫只邀请基督徒参加,你不是基督徒,我们经过向上帝祷告,决定不让你参加。”  基督徒的祷告不是剥夺别人权利的理由,而王怡竟然以祷告之名逼退郭飞雄,还谎称白宫只邀请基督徒参加。这个事件是王怡利用基督教之名达到他的政治谋算的一个实例。


2007年,王怡发表了《你当为哑巴开口: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一文。朋霍费尔是位不信基督复活升天的德国的“神学家”和“牧师”,但王怡却赞誉他“见证了与钉十字架的上帝一道受苦。他的死则充满了对复活的基督的信心。” 实际上, 朋霍费尔并不是为信基督而死,乃是死于政治原因,他的受苦和被杀与基督的钉十字架毫无可比性。那么,王怡为什么要如此不符合事实地粉饰朋霍费尔呢?要是能把朋霍费尔吹成基督徒的榜样,朋霍费尔的“教会也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的政教观念,也就容易被基督教界所接受。所以,我认为王怡是在利用朋霍费尔,为他在教会参与政治找支持和做宣传。


2008年,王怡在他的《宗教自由与中国的宪政转型:前言》一文里说到,“基督宗教的传播对中国的政体转型,可能具有三方面的较大影响。。。基督徒在世俗政治的层面,必然成为极权体制的天生反对者。。。对诸多宪法权利的落实,和公民社会的形成,都具有议题拉动与先行的影响力。”王怡的这些看法无疑地表明,他认为基督教必然能够促成转型,或者至少会对转型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通过基督教行使他的民主使命,在他看来是可行的。


2010年,王怡和余杰合著出版了《一生一世的仰望》和《我有翅膀如鸽子》这两本访谈录。他们访谈的对象有:洪予健、金明日、陈佐人、张伯笠、远志明、刘同苏、林国璋、苏小和、岛子、基甸、查常平,等人。这些人被王怡称为是“光明之子”。之所以会选上这些人,王怡和余杰在书里说:“他们或已具备了相当之公共性,或正在积极主动地走向公共生活。” 可见,公共性才是被他们认为是“光明之子”的最重要标志,至于这些人是不是异端,是不是淫乱,是不是说谎者都已不重要了。从这可见,王怡最为欣赏和看重的就是这种有“公共性”的人士在基督教里。这些人多多少少可以和王怡在自由民主使命上共负一轭。在这方面,王怡不只是利用基督教,也试图利用一些在基督教里的人。


2012年,王怡在《属灵复兴与世俗化 ──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评价》一文里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隐藏著两把火:一是在地下呼啸、聚集之全面的社会危机的火;二是上帝在祂的教会中预备的复兴之火。因著对教会历史的观察和对上帝主权恩典的信靠,我认为,不经过一个认信的、承传新教改革的改革宗正统神学的佈道、植堂和教育运动,这後一把灵火就无法熄灭前一把血火。” 从这可见,一直到了2012年,王怡选择改革宗神学,还是为的解决社会的问题。也可以说,王怡是试图利用基督教的改革宗神学,以及他所展开的植堂和教育运动,来达到他的改变社会的愿望。


2015年,王怡在《徐纯合是谁?》一文里说:“ 徐纯合是一个殉道者。。。但到了最后10秒,他失败了,开始反击。但这并不是作为一个地上的公民的失败。。。我唯一担心的,并不是将来我在天堂是否能够见到他,而是将来他在天堂是否能够见到我。” 实际上,徐纯合是位酗酒成性、赌博吸烟、出了名的懒汉,这种人怎么可能是基督徒?那么,为什么王怡要拿徐纯合来大做文章?为什么要认定他作为地上的公民并不算有过?为什么还认定他一定是上了天堂?我认为王怡是借此事件挑起基督教界对执法者或政权的仇恨,为他利用基督教来对抗政权做垫铺。为了达到对徐纯合事件的利用,虽然很明显的,徐纯合并非是个基督徒,但王怡却凭着徐纯合生前博客里转发过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文章,就绝对地和不容置疑地把他给“基督徒化”了。


2017年,王怡是三化异象研讨会的主要讲员之一,见下图:

王怡的讲道也常与政治有关,王怡在2018年5月6日的讲道《十字架有政治含义》就是一例。在这个讲道里,王怡甚至对十字架的道理做政治的解读,把传福音当成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方法。故然福音的副作用可以影响和改变世上一些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但福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世上任何社会或政治问题。


2018年5-6月间,王怡在秋雨举办特别的为国家祷告会,从他们聚会的程序单可见,他们所唱的歌,所放的视频都是非常敏感的东西,都是与6月份事件有关的。这样的聚会虽然在教会里以祷告会之名举办,但这更像是政治民主团体的聚会。从如此明显的有关政治民主的活动内容来看,王怡的自由民主的使命感并没有丝毫的消退,而是在教会里相当活跃地行使着他的使命。


2018年9月, 王怡发表了《为中国作起哀歌(结25-28章)》一文。王怡这篇文章主要是模仿《以西结书》的一些经文来的,但却冒充统统是神说的话,虽然其中有很少的几句是经文。举个例,王怡在文里写道,“人子啊,你要向那厉害的国说出我的预言,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因耶和华如此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中国的王,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神岂真有如此对王怡说这些话吗?当然没有!既然没有,为什么王怡假冒神的名说是神说的呢?这岂非妄称神的名吗?岂非造假撒谎吗?有人辩说,王怡的这篇《哀歌》只是一种文学上的表达方式,不该较真。但是,是否妄称神的名,是否假冒神的名,是根据表达的方式来定夺的?难道在一些文学体裁上,就可以随便使用神的名?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太6:9)。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当尊神的名为圣,都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以文学表达的方式为王怡辩护是站不住脚的。本质上,王怡的这篇《哀歌》是妄用神的名以假预言来攻击掌权者。


上面简要地回顾和反思了王怡一系列的事件和言行,如果不是因为王怡一直怀抱政治目的,以及试图通过基督教来达到他的目的,那就很难理解和解释他的这些言行。从他对朋霍费尔的粉饰和宣传,对徐纯合的“基督徒化”,对“光明之子”的公共性的重视,以及对改革宗神学的采用,和他众多的有关政教关系的论述,到最后的妄用神的名,所有的这些都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和目的。可见,王怡的政治使命一直都没有消退,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在这一系列的事实面前,我不可能不高度怀疑王怡一直是在利用基督教。


最后声明下,我不是反对基督徒参政,而是反对利用基督教搞政治,反对教会涉政,因为教会没有政治使命。基督教信仰是让罪人来归服神,被神所用,而不是罪人反过来利用基督教,这个秩序是不可以颠倒的。约翰麦克亚瑟牧师在《福音与政治》里说,“神不是呼召我们去发起文化战去寻求改变我们的国家为成为‘基督教国家’。投放所有或大部分时间、能量、金钱、计策,盼望将一个道德的外表套在我们的政府及政治机关上,这是严重误解了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失丧世界里的角色。神呼召教会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带领罪人借着耶稣基督得救。”

1292 次瀏覽0 則留言